在北京男篮输掉总决赛第二场后，媒体和球迷的反应迅速沸腾，众多声音一致地将失利归咎于裁判判罚问题，甚至让阎军老师登上了热搜。这种观点给人一种印象：北京男篮的失利本不应发生，原因是裁判的判罚影响了比赛的公正性，甚至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裁判员的错。

然而，与北京男篮相比，山西、辽宁、广厦这三支队伍无论胜败，其舆论的反响远不如北京男篮强烈。理性球迷认为，比赛中的59次犯规和70次罚篮并非无缘无故的，它们可能是战术上的需要，而非单纯的判罚问题。尽管如此，许多自媒体批评比赛的观赏性，因为裁判哨声频繁，比赛节奏显得异常拖沓。毕竟，比赛的商业性质让人对观赏性产生了更多期待。尤其是像迪亚洛这样能够带来视觉冲击的球员，他的精彩扣篮为CBA注入了活力。但山西的提前出局带走了这一份光彩。尽管周琦偶有精彩扣篮，但和迪亚洛的表现相比，差距不小。至于胡金秋和范子铭的扣篮，则没有给球迷带来惊艳感。有球迷指出，裁判的判罚影响了比赛的流畅性，甚至让观赛变得枯燥无趣。可是，过去30年里，CBA联赛几乎每个赛季都存在类似的判罚问题，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。

北京男篮的失利，被不少人归咎于裁判不公。阎军老师再次成了焦点，有球迷认为他作为副裁判员，过多地干预了主裁判的判罚。北京球迷提到，浙江男篮在比赛中获得了43次罚篮机会，其中布朗一人就罚了18次，而北京男篮只有27次罚篮机会。这样一来，浙江的罚篮机会比北京多了16次，按照74%的命中率计算，浙江多得的11分，最终使他们以7分的优势战胜北京。如果浙江减少8次罚篮机会，或许胜负将有不同的结局。于是，很多北京球迷开始质疑裁判是否存在不公判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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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问题不仅仅出在裁判判罚上。北京男篮在比赛中失去了许多关键时刻的控制，尤其是在第二节和第四节的表现堪忧。第二节，孙铭徽带领浙江男篮打出一波11分的高潮，彻底拉开了比分。第四节，胡金秋频频在篮下攻占翟晓川，周琦也因犯规问题无法有效协防。更重要的是，浙江男篮全场抢下52个篮板，比北京男篮多了12个。这些失误与北京球员在篮板上的懒散表现密切相关。尽管北京男篮的助攻次数上占优，但浙江依靠强攻和创造犯规的策略，将比赛掌控得更加得心应手。

很多球迷认为裁判的判罚尺度不统一，特别是三名裁判来自不同背景，吹罚标准的差异让球员难以适应。杨鸣也曾提到，不同裁判的尺度让球员感到不适应，然而，若真如此，浙江球员如何在三种不同标准的吹罚下保持稳定表现呢？显然，这个问题更像是一个伪命题。即使存在不同的判罚标准，也是CBA公司为了确保比赛公正性所作出的选择。在这个层面，不能简单地将北京男篮的失利归咎于裁判问题。

有球迷认为，阎军的出场并非偶然，可能带有某种战略意图。自从曾凡博受伤后，关于保护国家队球员的声音愈发高涨。特别是在两支总决赛球队都有国家队球员的情况下，或许裁判的“紧哨”实际上是为了保护球员的安全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裁判的尺度仍然是一个难以调和的问题：如果哨子太紧，比赛显得断断续续，球迷抱怨不已；如果哨子过松，球员容易受伤，安全问题又成为焦点。

最后，回顾整个事件，唯一能够让郭士强感到庆幸的，可能就是国家队员在接下来的亚洲杯比赛中没有遭遇伤病。毕竟，保全球员的健康才是最为重要的目标，而至于CBA裁判是否也因此做出了调整，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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